“醫生，可以給我用最貴、最好的藥嗎？”——在醫院門診部和病房，當醫師為患者開抗生素藥時，常聽到這么一句話。近日，在國內高校首個抗生素專業——華東理工大學抗生素制造工業專業設立6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華東理工大學生物學教授、國家“青年千人”專家劉潤輝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當下，中國濫用抗生素的現象仍十分嚴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患者用藥時的“越貴越好”心態，而醫生在一般情況下，不愿意冒險違背患者的要求，這種局面，正在加速細菌耐藥性。

選藥不看價格要看療效

抗生素（antibiotics）是由微生物（包括細菌、真菌、放線菌屬）或高等動植物在生命生理生化的代謝過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抗病原體或其它活性的一類次級代謝產物，能在低濃度時干擾其他細胞生理功能或直接致死其他細胞或生物體的小分子化合物。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類對于致病細菌一度束手無策。直到1928年青霉素被發現后，人類才能對細菌感染進行有效打擊，青霉素也就成了第一個商業化的抗生素。至今，對付許多傳染性疾病，抗生素依然是最有力的武器。抗生素藥物作為一種基礎用藥，臨床使用廣泛，也是我國醫保中最重要的基礎抗菌藥物。

劉潤輝介紹，在國內，大多數人對抗生素的使用存在誤區，普遍認為抗生素越貴越好，治病越有效。其實，每種抗生素優勢劣勢各不相同，一般要因病、因人選擇。比如紅霉素是老牌抗生素，價格很便宜，它對于軍團菌和支原體感染的肺炎具有相當好的療效，而價格非常高的碳青霉烯類的抗生素對付這些病就不如紅霉素。藥品不是普通商品，“便宜沒好貨”的規律并不適用藥品。只要使用得當，幾分錢一片的藥也能達到藥到病除的療效。

劉潤輝指出，新出的抗生素無論從抗菌范圍還是抗菌強度上，確實比老一代抗生素有很大的進步，但是，抗生素的更新換代往往是由細菌的耐藥性推動的，也就是說新藥的產生往往是為了解決耐藥的問題，而不是增強療效。如此一來，如果人人都選擇新的、貴的抗生素，那么，新的耐藥性問題就會很快出現。

中國抗生素使用量驚人

劉潤輝介紹，近幾年來，通過媒體的大力宣傳及衛生主管部門的“限抗令”，中國抗生素臨床使用量明顯下降。2010～2013年，抗生藥物使用率從68%降至53.5%，抗菌藥物使用強度下降了一半以上，在醫院預防使用抗菌藥物比例從95%下降至24%。但是與此同時，中國抗生素使用情況仍面臨嚴峻的形勢。

中科院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抗生素使用量驚人，2013年使用16.2萬噸抗生素，約占世界用量的一半，其中52%為獸用，48%為人用，超過5萬噸抗生素被排放進入水土環境中。

與國外相比，中國河流總體抗生素濃度較高，測量濃度最高達7560納克/升，平均達303納克/升，意大利僅為9納克/升，美國為120納克/升，德國為20納克/升。另外，2013年，中國的抗生素千人每天使用量是157個計量，是美國的5.5倍、英國的5.7倍、加拿大的7.7倍、歐洲的7.8倍。

劉潤輝指出，與醫療使用抗生素下降成反比的是，中國的畜牧業、水產養殖業使用抗生素正越來越普遍，用量越來越大。

一些養豬廠的業主反映，豬可能會生幾十種病，給豬打針、灌藥是很常見的舉措，但藥的效果卻越來越差，于是，只能給豬打更多的針，灌更多的藥。南方沿海地區的漁民，在一畝左右的水域內，年產對蝦竟高達3噸，如此高的產量與養殖密集度，也使得養殖戶更多地使用抗生素。

“歐盟已經禁止在畜牲業飼料中添加抗生素，美國也正在考慮采取相同的步驟，他們都會對上市的肉類及水產品采取抗生素含量檢測，但中國卻沒有”，劉潤輝介紹說，正是通過這個途徑，抗生素殘存物轉移至了人體內。今年4月，上海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對江蘇、浙江、上海等地1000多名8至11歲在校兒童進行尿液檢驗，結果顯示：近六成兒童的尿液中含有抗生素。

耐藥性危害不可忽視

劉潤輝說，雖然環境中的抗生素殘留進入人體并沒有直接危害，但抗生素濫用、抗生素環境污染的真正危害在于加劇細菌耐藥性。

耐藥性究竟有多可怕？首先，近年引發極大恐慌的“超級細菌”即“多重耐藥菌”的出現，已被證明與環境中抗生素污染并殺死微生物群落有關。其次，一旦廣泛耐藥發生，將發生“無藥可用”的險境，即使是剖腹產、髖關節置換術等常規手術，患者死于手術并發感染的風險亦將倍增。

相關調查表明，我國約有5000萬至8000萬殘疾人，1/3是聽力殘疾，其中60%至80%的致聾原因與使用過氨基糖苷類抗生素有關。我國門診感冒患者約有75%應用抗生素；外科手術應用抗生素的情況則高達95%；我國住院患者的抗生素應用率為79%，這一數字遠高于英國的22%和世界各國平均水平的30%。此外，美國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長期跟蹤研究，該研究比較了2266名乳腺癌患者和8000名對照者使用抗生素的情況。結果發現，17年內合計使用抗生素超過500天或者超過25次處方使用，那么患乳腺癌的風險將增加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