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法預測腫瘤未來會在中國爆發到什么程度!”
陸道培血液病醫院執行院長李定剛擔心,在中國不斷工業化之后,一個負面影響是腫瘤等惡性疾病的發病率逐漸上升。
中國腫瘤防治中心2018年2月發布的最新全國腫瘤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惡性腫瘤新發病例380.4萬例(全國腫瘤登記中心數據普遍滯后3年)。我國癌癥新發病例約占全球新發病例的1/4,且每年以3%左右的速度遞增。
除了官方數據,2016年1月,由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國家腫瘤中心何杰院士、國家腫瘤登記中心主任陳萬青教授撰寫的《2015中國癌癥統計數據》預計,2015年我國腫瘤新發病例約429.2萬例,死亡281.4萬例。
(本文發表于全球影響因子最高的《深刊》《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jicians》雜志。CA是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腫瘤學學術期刊,以癌癥診斷、治療和預防方面的論文見長,內容廣受膜拜。這篇文章也是該雜志自1950年出版以來僅有的兩篇來自亞洲的文章之一。)
這個數字意味著,2015年中國平均每天有1.2萬人患癌癥,7500人死于癌癥。但是別忘了,這個觸目驚心的數字是三年前的。
從醫生學者的角度來看,李定剛的擔心更多的是“我們還沒到癌癥高發的高峰期!”
壹|峰值危機
事實上,中國的癌癥發病率仍然低于一些歐美國家。原因之一是很多歐美國家早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癌癥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老年病。
截至2017年底,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1.58億,占總人口的11.4%。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和標準,中國正迅速從“老齡化社會”(即一個國家65歲以上人口占7%以上)走向“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14%)。
預計2025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3.1億,占總人口的近20%。然而,老年人口的癌癥風險甚至超過30%。
龐大的人口基數、老齡化的社會進程、工業發展的遺留問題、經濟的新常態疊加,讓我們不得不為癌癥等惡性疾病的高發付出代價。
“我們的人均GDP現在還沒有達到1萬美元,處于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階段。在人口密度上,我們遠遠落后于日本經濟法的發展。理論上應該可以實現日本創造的人均經濟產值。”
與《多肽鏈》對話,李定剛院長從更宏觀的角度把腫瘤這個醫學范疇的問題放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是為了更明確地表達它對我們的深遠影響。
因病返貧現象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病。即使是一線城市的中產階級,也不能保證遇到一種病會怎么樣。
醫保的高覆蓋率為老百姓與疾病作斗爭創造了護城河,但對于發展中的中國來說,龐大的醫保支出也是國家賬本上的沉重赤字。
人口老齡化加速和出生率下降帶來的“人口懸崖”,給我們擺脫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蒙上了一層陰影。避免先富后窮,也使得促進全民健康的工程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
“今天工業化進程開始讓全民健康在這個時候付費和消費,會進入一個高峰,控制之后會穩步放緩。”
在李定剛院長看來,舊的醫療模式難以承受腫瘤“高峰期”的挑戰,但以產業化發展促進醫療服務水平的提升是必然路徑。
深耕腫瘤多學科治療的李定剛也在踐行“腫瘤產業化”。同樣,這也是《多肽鏈》重點關注的醫療健康細分市場之一。
貳|萬億市場
2018年全球腫瘤藥物市場規模將達到1280億美元。
此前五年,這一數字從2013年的729億美元攀升至2017年的1106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為12.8%。預計到2030年左右,全球癌癥治療和輔助藥物的支出將超過4000億美元。
(來源:中國商業產業研究院《2018-2023年全球腫瘤市場發展前景及投資機會研究報告》)
“癌癥防治領域在中國有可能成為萬億級的產業市場。一方面,它有大量的病人;另一方面形成了2500億元的股票市場”。
李定剛認為,我國腫瘤產業化的基本要素已經具備,其中,民營腫瘤專科醫院必將成為市場和資本青睞的商機。
民營醫院之所以迎來機遇,是因為公立醫院經歷了前一階段的無序瘋狂發展,包括腫瘤醫院,現在都處于嚴控狀態,這也意味著其發展空間將讓位于民營醫院。
從市場增量空間來看,全國1.9萬家民營醫院中,更具盈利能力的牙科、骨科、婦兒等專科醫院占據絕大多數,專科腫瘤醫院不足100家。2017年的數據,其實只有60多個。
“這是因為腫瘤醫院的門檻很高,尤其是技術壁壘。面對晚期患者,如果沒有創新技術支撐,民營腫瘤醫院的特色醫療優勢無法形成。”
創新的新技術往往需要配備新設備。中子、質子治療設備往往是幾十億、幾十億的投入,資金門檻很高,公立醫院不可能輕易被批準花巨資去建。如果這一塊給私立醫院,會有發展的機會。
“公立醫院仍具有長期飽和優勢,會繼續做早期患者,而中晚期患者更需要尋求新技術,因此更有可能選擇私立腫瘤專科醫院。”李定剛說。
而技術和資金壁壘也助推了人才壁壘。由于市場的逐步開放,更多的醫生執業,醫生群體的興起,有技術的醫生愿意去私立醫院學以致用。
但是,民營機構涉足腫瘤專科并不容易。民營機構在整合技術、資金、人才后,需要進一步規范其管理體系、人才體系、運營體系、市場體系。
這些制度的建立都需要優秀的市場化管理人才,而這些人才是國內民營醫院最稀缺的。
“從國外,從公開簽約的制度來看,都說不通。在三甲醫院取得巨大成就的管理者,很少有能在民營醫院繼續成功的。”究其原因,李定剛認為是“體制不同,規則不同,評價體系不同。”
叁|“公私”層次
根據李定剛的判斷,公立和私立腫瘤醫院將形成一個新的市場層次。
“我有一個類比。公立和私立醫院都打球。公立醫院就像乒乓球、羽毛球之類的小球。他們輝煌了很多年,他們有資源,也有人才。但是,讓乒乓球管理團隊來管理足球這樣的大球項目,那就形同虛設了。”
借用這個比喻,李定剛是想說明真正面向市場的腫瘤專科醫院在定位、構成、服務內涵上都不同于傳統公立醫院,需要從早期篩查、早期預警到持續、終身、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這恰恰是公立醫院很難完全做到的。公立醫院是醫療,腫瘤的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尤其是基因檢測、細胞檢測,應該由私立醫院廣泛開展。
晚預防、晚治療、晚發現,腫瘤治療會事倍功半,甚至無濟于事;早防治,早診斷,事半功倍,低投入高產出。
“為什么現在國家制定一個政策,讓第三方檢測、病理中心、影像中心都可以分離出來,變得市場化,就是以后患者和亞健康人群都可以方便就醫,就近就醫。三甲醫院是
在這樣的市場水平下,會出現腫瘤多學科協調發展的局面。在李定剛看來,這是實現腫瘤產業化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真正實現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為患者個性化治療提供最佳方案設計。
“根據歐美醫療體系的經驗,多學科診療包括腫瘤、外科、放射科、病理和實驗室,以及微創、心理和社會志愿者。這叫多學科聯合作戰。”
這里的關鍵是,多學科聯合行動最終將為患者提供預防、治療和康復方面的全程支持。這個體系的形成,其實給民營醫療帶來了無限商機。
當然,如上所述,腫瘤醫院和口腔、骨科醫院的很大區別就是門檻和技術壁壘要高很多。對于想要涉足這一領域的民營醫療機構來說,必須以技術創新為特征來迎接市場的挑戰。
所以,這也意味著前期依靠資本為行業鋪路尤為重要。
“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們看到企業家王力可永清和李嘉誠創造了醫療機構的長庚模式和汕頭大學模式。但在大健康產業的投入上,中國還沒有產生像洛克菲勒、比爾蓋茨這樣有情懷,不計成本,造福全民健康的人。”
李定剛告訴《多肽鏈》,雖然市場潛力很大,國家政策也有傾斜和支持,但民營醫療在腫瘤產業化的征途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更需要有“良好的、長期的戰略投資資本”來支持民營機構。
肆|重塑輝煌
“現在,我們需要一批從體制內走出來的成熟、有技能、懂市場、懂管理、有激情、有進取心的人才。他們應該先在市場中摔打磨練,先以多點執業的形式滲透進民營醫院。”
在李定剛看來,創業型醫療人才從多點執業的關口“放行”,是民營醫療機構發展最重要的一步。民營醫院要大量培養成熟的市場化人才,還需要10年、20年。
只有用專業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從體制內進入市場,中國民營醫療的歷史才能真正重現謝赫、瑞金、仁濟醫院的輝煌。
今天的中國民營醫療,在李定剛眼里,依然是一部結構畸形、污點重重的民營醫療史。
“快速的市場化已經突破了商業道德的底線,是以人為本的健康的體現。在普通人眼里,絕大多數的民營醫療都是騙子。你想象不到,這19000家民營醫院中,居然有6000多家莆田系。”
2018年,民營醫院數量很可能超過2萬家,這將繼續放大與公立醫院數量的差距。但尷尬的是,民營醫院的社會承載能力還是很差,只能服務15%左右的市場。
“民營醫院的承載量上不去,甚至有所下降。縱觀百強民營醫院,其實大部分都是由原來的企業醫院或者公立醫院改制而來的。”
在李定剛看來,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醫院屈指可數。北京道培、廣州達夫、武漢亞信、三博腦科等通過技術創新、市場運作、人才梯隊、運營管理等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此外,還能被市場接受,被患者稱贊,被同行認可。
廣義來說,民營醫療也應該包括國際資本運營的機構。協和之初是在國際資本的推動下成長起來的。
但現在,歷史無法再現,李定剛認為基本上“沒有機會復制另一個協和”。雖然市場上也有國際大醫院進入中國,但是他們的生存狀態都是長期水土不服,甚至生存都是問題。
“水土能帶什么?他們是本土人才,只是現在缺少市場化實踐經驗的洗禮。中國民營醫療90%的骨干是跨性別的
事實上,早在癌癥防治研究之前,中國就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老戰士,積累了很多經驗。可惜很多東西被后來者遺忘了。
在李定剛的記憶中,早在1959年前后,癌癥多學科MDT模式就被金顯齋教授、吳煥興教授、李冰教授等一批業界前輩提煉為“四點方針”。預防為主,中西醫結合,科研與臨床相結合,綜合治療。
“中國的癌癥產業化,最終還是要靠前輩先賢創造和留下的寶貴財富。現在由民營醫院的有識之士重新思考和提煉,可能比國外的經驗更好。”
腫瘤產業化對處于發展階段的中國民營醫療的崛起既是巨大的挑戰,也是機遇。
“20年后,中國的民營醫療肯定會出現華為、聯想、海信這樣的本土成長機構。”
李定剛告訴《多肽鏈》,未來中國腫瘤產業化的發展,還是要靠本土的符合人和患者需求的人才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