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醫院看病時很多人都會想，家里要有個醫生就好，看病就不用發愁了，有孩子的家長想，家里要有個兒科醫生就更好了，孩子生病就不用愁了。確實，有醫生的家庭看病要方便很多，但醫生在面對自己家人生病時，卻承受著大家想不到的壓力。每次同事們說到自己孩子生病的事，都是一肚子的苦水。

有個同事說，每次孩子發燒，老婆就問他：病毒是不是你從醫院帶回來的？丈母娘問：你是兒科醫生，連自己孩子的發燒都治不好。另一個同事說：兒子拉了一天肚子，我說在家多喝點水觀察一下，丈母娘說：要不要到醫院找個老醫生看看？對比自己的經歷，我對同事們的苦衷也是感同身受。

女兒還不到一歲的時候，有一天突然出現發燒，體溫迅速竄到39度多，平時活潑可愛的她突然一下萎靡不振，小臉紅彤彤的，趴在大人懷里昏昏欲睡，一家人頓時緊張起來。

自己雖然是個小兒外科醫生，一般的腹瀉感冒什么的還是應付得來，看孩子除了有點流鼻涕，并也沒其他癥狀，聽了聽肺部，看了看喉嚨，也沒發現什么異常，看體溫上升得這么迅速，感覺還是像病毒感染多一些，也沒特別在意。囑咐多給她喂水，燒得太高了就給她喝點布洛芬。

家里當時還有兩個醫生，丈母娘是退休的中醫，妻子是超聲科醫生，相對他們，我的專業肯定更對口。發燒第一天，她倆雖然也緊張，但基本還聽從我的安排。到了第二天，孩子沒有好轉的跡象，如果不吃退燒藥，體溫基本維持在38.5以上，一吃退燒藥，體溫降下來，她又有精神玩鬧了，藥效一退，體溫又往上竄。

我密切觀察著她的情況，好在的是除了發熱，其他都挺好，能吃能睡。但家里人有點扛不住了。丈母娘說，孩子總這樣燒不行的，會燒壞腦子，不能總是在家自己喝點紅藥水，還是去醫院打一下針吧。妻子從來沒做過臨床，第一次看到孩子生病本來就緊張，聽外婆這樣一說就更緊張了，跟著說，你自己是搞外科的，孩子發燒的你也看得不多，還是去找個內科醫生看看吧。

拗不過她們的輪番轟炸，我妥協了，跟她們說那就去醫院査個血吧，如果沒事的話還是得回家等時間。然后到醫院査了個血常規，白細胞不高，比正常值還低一點，中性粒細胞比例也不髙。我跟家里人說，看吧，還是第一考慮病毒感染，發燒還得有個過程，除了等時間沒什么好的辦法。但妻子還是不放心，說既然到了醫院，你就找個內科醫生給看看吧。

來醫院前就算到會有這樣的結果，無奈，帶著去找了個內科醫生，醫生看了看說，喉嚨不紅，肺部聽起來也沒事，應該還是病毒感染，說發燒會有個過程，再繼續觀察就好了。聽到這樣的話，家人坦然多了，雖然這些話我在家說過無數遍，但內科醫生說一遍似乎抵我說十遍。

回到家孩子還是燒，但血也査了，內科醫生也看了，家人也安寧了一天，到了第四天，孩子仍然是髙燒不退，孩子外婆再也淡定不住了，說不能再拖下去了，一定要帶孩子去打針。我說再耐心一點吧，孩子雖然燒，但一般情況還好，很多病毒感染都要燒三五天，打針也解決不了什么問題。但她看到孩子發燒的樣子，已經什么都聽不進去了，說你當醫生才多少年吶，什么都不懂，我做了一輩子的醫生我還不知道？你這是拿自己孩子在做實驗。爭吵一番后，我以我對孩子有監護權為由堅持住了，就差沒簽字表示后果自負。

到了第五天，孩子依然高燒，孩子媽媽和外婆已經不和我說話了，在她們眼里，我儼然已是殘害自己孩子的罪人。我自己倒沒有動揺，因為看著孩子仍然沒有什么別的什么癥狀，堅信發燒也會有個盡頭。果不其然，還沒吃退燒藥，到了中午，孩子體溫就逐漸趨向下降了，到了下午就已經正常了，然后全身出現了大片大片的疹子，熱退疹出，幼兒急疹，一種病毒感染引起的自限性疾病。我長出一口氣。孩子媽媽不言語了，孩子外婆幽幽的說：沒想到幼兒急疹能燒這么厲害。

回頭想想，都是一家人，大家的愿望肯定都是希望孩子好，不可能誰在孩子生病問題上存在什么私心，家人之間本該信任無間，但三個人對疾病的認識和判斷又存在差異，所以還是產生了分歧和矛盾。

醫生之間都會存在分歧，更何況醫生和其他沒有醫學知識的孩子父母之間。因為緊張和擔心，家人之間都會產生質疑，更何況本為陌路人的醫生和患者之間。孩子一發燒，大部分家長的愿望是孩子早點退燒，覺得燒退下來了，孩子就恢復了健康，自己就安心了，所以就不顧一切的想給孩子退燒。不管發燒是什么原因。在很多人眼里，打針才是真正的治療，打上針了心里才踏實，孩子發燒醫生不打針就是不負責任。

這種心態其實蠻普遍，去年5月沈陽一個家長，就因為自己孩子高燒不退，對醫生拳打腳踢導致腦震蕩。去年11月，佛山一老醫生因為拒絕給一孩子開吊針，被孩子爸爸打傷。也就在大年初三，我們醫院急診科一個醫生，因為接診一個發燒的孩子沒有開吊瓶，被認為是不負責而遭到家長的毆打。

在計劃生育以后，大部分孩子都是獨生子女，他們承受著幾代人的關愛，我作為一個兒科外科醫生，以一個父親的身份做出的醫療決策，在有兒童內科醫生認同的情況下，都會被自己家人質疑。試想，如果我不是孩子的父親而是別的醫生，她們會怎么看待這個醫生？如果我不是孩子的父親而是別的醫生，面對這樣的質疑，甚至還要面對毆打，還會愿意這樣堅持原則嗎？

下面正好有一次這樣的經歷。

今年年前，妻子休假帶著孩子回娘家了，走之前我感覺孩子已經有點呼吸道癥狀了，到娘家第二天就出現高燒，迅速燒到40.2度，并叫喉嚨痛，一邊的耳朵疼。這是孩子第一次不在我身邊的時候生病，經過幼兒急疹那一次，以及此后多次的驗證，家人終于確認我不僅是孩子他爹，還真的是一個兒科醫生，所以在孩子健康問題上我已經擁有了話語權，所以孩子媽媽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我了。和所有的家長一樣，我聽到自己孩子生病的第一反應也是心急如焚。但視頻里也只能看到她病懨懨的躺著，其它情況都不清楚，我一面叫繼續觀察體溫情況，多喝水，物理降溫，多休息，體溫太高了就給退燒藥。

因為孩子走之前已經有些呼吸道的癥狀，又叫耳朵疼，還剛坐了飛機，我擔心呼吸道感染合并中耳炎，就囑咐如果第二天還高燒的話就去醫院看看。到了第二天，孩子仍然持續高燒，我聯系了當地兒童醫院的同學，讓妻子帶著孩子去找他，他也是外科醫生，他又帶著孩子找了一內科主任幫忙看了，驗血白細胞1.8W，中性粒細胞比例也髙，考慮化膿性扁桃體炎，建議打針，開了頭孢噻肟鈉，同時開了清開靈顆粒，妻子問我要不要打。

我沒有看到孩子，在診斷上我完全信任醫生，孩子感染癥狀和指標都有，用抗菌素也沒有間題。但化膿性扁桃體炎病原菌以溶血性鏈球菌為主，首選藥物是青霉素，頭孢噻肟雖然級別高，但未必效果更好，雖然孩子有高燒的癥狀，但沒有病原學基礎，直接上頭孢三代針劑在我看來還是有些過了。孩子也能進食，既往她也用過阿莫西林，我就叫她先不打針，回家先吃阿莫西林再觀察。

吃藥后當天，孩子仍然是持續髙熱，妻子又有些堅持不住了，說還是想抱到醫院去打針，說人家好歹是內科主任，經驗肯定比你多，我頂著壓力叫她再堅持，到了第二天下午，體溫開始下降并趨向正常，三天后所有的癥狀都消失了。

那家醫院是我大學及研究生實習的醫院，那個醫生說不定也曾經是我的帶教老師，在醫患關系的現狀下，我也特能理解她的用藥思路。就像前面講的，很多人到醫院就是要求立馬解決孩子的病痛，發燒的就要求早點退燒，不然就要問責醫生，甚至拳腳相向，在這種壓力下，遷就患者+保護自己成為很多醫生的選擇。

在抗菌素指征很明確的時候，有很多種選擇，選擇更強力的廣譜藥物，用起效更快的靜脈給藥，短期效果又快又好，病人歡喜，醫生說不定還能獲利，皆大歡喜。至于風險，短期內輸液反應畢竟少見，遠期產生的問題也很難關聯到這次治療上去。

而口服阿莫西林，需要做皮試，起效慢，碰上耐藥菌機會也大，效果不好可能被質疑，吃力又不討好，大部分患者都不愿承擔任何風險，哪個醫生愿意去選擇？

我把這個經歷發到微博上，有北京大醫院的兒科同行說，化膿性扁桃體炎自己也會上頭孢三代。所以，我即便是去的另外一家醫院，找得另外一個醫生，也可能是這樣的方案。在這樣的醫療體制下，醫患關系現狀下，我們的醫療體系能提供的就是這樣的方案。現狀是各方利益平衡之后的產物，社會里每一分子都得面對，包括醫生自己成為患者之后，否則就要自己去承擔額外的風險。而每一次的傷醫案發生，只會更堅定更多醫生釆取防衛性醫療的決心，也就會有更多無辜的患者為那些行兇者的行為買單，這就是冤冤相報，無止無休。

當然，患者這么迷信輸液和抗菌素，醫療界并不是清白的。這些技術應用都是近代的事情，傳播醫學知識的主體還是醫療界，民眾的觀念還是來自醫生們的潛移默化，在中國靜脈輸液和抗生素的濫用是不爭的事實。一般而言，年齡更大的人對這兩樣東西的迷信更多一些，老人們對網絡接觖得少，觀念更新不如年輕人，而這些老人的觀念也是由更老的那批醫生培養出來的，所以說句得罪醫學界里那些前輩的話，今天很多年輕醫生挨的打，可能有你們當年造的孽。當然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復雜，有醫療體制的原因，也有民眾科學素養的原因。

我本身不排斥輸液，也不排斥使用抗生素，如果病情需要，我也會毫不猶豫的使用。我只是覺得，別的醫生給出的方案是有醫生的立場，我自己的孩子我愿意為她承受一些風險，選擇可能對她更好的方案。我做出這種選擇是因為我自己是兒科醫生而且愿意自己承擔責任。本來醫生在診治自己和或者親人的時候會受很多感情因素的干擾，更容易犯錯，如果有信任的醫生，我情愿找他們去看。我自作主張也是無奈之舉，因為，轉換為患者的身份，醫生對當前的醫療系統也有很多不信任的地方，這也是為什么大多數醫生自己看病也會找熟人的原因之一。

后記：

《當醫生遇到自己的孩子發燒》兩篇文章推送之后，在和微博都轉發得比較多，引發了一些共鳴，但也看到一些過度解讀，所以還是寫下這篇后記再澄清一下。

雖然我在文章里也說過，我所講的兩次經歷都是不需要輸液的，但不是所有的發燒都不需要輸液，但是還是有些人得出了結論說孩子發燒就不應該用抗生素，不需要打針輸液，而應該